一
他是寧鄉人,年輕時讀過不少書,後來投筆從戎,加入湘軍,與魏光燾當過同事,在新疆打過仗,因功被保薦為陜西補用道,一個沒有實職但可領薪餉的閑官。他不願意這麼混日子,1884年,他回到長沙閑居,開始瞭他的另外一項事業:出版。
甲午戰爭,逼出瞭戊戌變法,也逼出瞭一個“新湖南”。
清廷無奈,想起瞭帝國曾經的“救火隊”——湘軍。
朝廷毅然變法,國事大有可為。我因此益加奮勉,不欲自暇自逸。幸體氣尚好,精神極健,一切可以放心。此後太忙,萬難常寫傢信,請勿掛念。
這個名字,在歷史中湮沒久矣,但在當年,絕對是一個一等一的猛男,長沙人,他在戊戌變法中的特殊使命是:帶領一百個好漢,沖進頤和園刺殺慈禧太後。
在日記中,畢永年記錄瞭行動開始前,康有為與他的秘密對話。一則為:“或以百人交汝率之,何如?至袁統兵圍頤和園時,汝則率百人奉詔往執西後而廢之可也。”另外一則是梁啟超轉達康有為的命令:“頃梁君謂我雲,先生(康有為)之意,其奏鋼皇上時,隻言廢之,且俟往頤和園時,執而殺之可也。未知畢君肯任此事乎?”
新華社資料片
但是,牛莊,卻成瞭湘軍悲壯的謝幕之地。
那個年代,湖南盛產既熟讀詩書又武功高強的年輕小夥,譚嗣同是一個,“倜儻有大志,淹通群籍,能文章,好任俠,善劍術”；“五四運動”時率先沖入曹汝霖住宅、火燒趙傢樓的匡互生是一個；畢永年也是一個。畢永年是湘軍子弟,從小在軍營長大,練得一身好武藝好膽識,讀書成績也相當不錯,考取過拔貢。跟隨譚嗣同進京後,認識瞭康有為,後者一看畢永年俠肝義膽的模樣,就很留意,在他後來“圍園殺後”的設計中,畢永年成為一個關鍵人物。
周漢這個名字,今人已經非常非常陌生瞭,但是在十九世紀最後十餘年,周漢是一個在民間具有超級影響力的煽動傢。
李閏餘生都在對丈夫的思念中渡過,漫長的時光中,湖南,中國,都在發生巨大的變化。
從郭嵩燾的遭遇,就能看出當時湖南保守之狀況:郭嵩燾也是湘軍大佬,後來受命擔任首任駐英公使,結果遭受巨大沖擊,沖擊主要來自湖南老傢,什麼話難聽就拿什麼話罵他,他的宅子被聚眾圍攻。郭嵩燾的痛苦可想而知:在親身體驗英國工業革命的偉大成果回到傢鄉後,周邊卻全是對其進行大肆人身攻擊的老鄉,後者以此表明自己拒絕開眼看世界和抵制洋務之決心。《湖南人與現代中國》一書中有這麼一個細節:“郭嵩燾最風光時,宣講的對象一次頂多隻有五十個觀眾,而周漢的一本小冊子,據知就印瞭八十萬份。”
光緒當年太急瞭,他認為架空老人老臣、重用新人小吏,就能推行變法；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也太急瞭,以為有瞭皇帝的支持,即可一逞其志,畢其功於一役。
辱罵郭嵩燾眾所周知的一句話中,是“未能事人,焉能事鬼”,當時湖南人把洋人叫作“鬼”,這也是周漢用得最得心應手的一個字,在《湖南通省公議》裡,周漢號召湖南民眾全部起來“驅鬼”,如有敢阻撓、為“鬼”說話者,立即擊殺,屍體棄之荒山以喂虎狼；如有敢將土地房屋賣給“鬼”者,將業主與經辦人全傢殺盡,產業充公,作為“滅鬼”經費。在周漢的煽動資料裡,郭嵩燾被醜化為“四鬼”之一,曾國藩的兒子,優秀的外交傢曾紀澤,也是另外一“鬼”。
轉眼間,湖南從萬馬齊喑的排外格局,一躍為維新運動時期全國最激進的省份,從官員到士紳到知識分子,紛紛覺醒:官員陳寶箴、黃遵憲、江標、徐仁鑄等人開明開放,吸引瞭大批維新骨幹入湘,湖南成瞭維新人物最集中的省份,推動湖南維新走向高潮,而本土年輕知識分子譚嗣同、唐才常、熊希齡,在維新大業中脫穎而出……人人熱烈擁抱維新大業,他們立誓:改變中國,先從改變湖南開始。
牛莊之役後,湖南多出無數新墳,親人披麻戴孝,慟哭不已,而更多的湖南人,茫然失措之後,開始反思。“威名赫耀之湘軍亦敗,且較諸軍尤為大敗……湖南人始轉側豁寤,其虛驕不可向邇之氣亦頓餒矣”——甲午戰爭之後,譚嗣同在給老師歐陽中鵠信中如是寫道。他認為,湖南人因甲午戰敗而敲響警鐘,結束盲目自大的仇洋心態,這樣慘痛的教訓亦可以視為是中國挫敗中的一絲曙光。可以說,正由於之前的閉塞,甲午戰爭對湖南人的刺激較之其他省份又更深一層。這種巨大的心理反差為其他省份的人所沒有,給湖南社會風氣的轉變帶來實木桌板｜實木桌板價格瞭機會,湖南從最保守的省份一變而為“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”。
在牛莊,三千湘軍,遭遇瞭兩萬日軍。戰鬥持續一晝夜,從清晨開始,午夜結束。牛莊無險可守,守軍與敵軍,展開瞭殘酷的巷戰。牛莊之戰,也是中日甲午戰爭中唯一的一次大規模巷戰。湘軍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,此次倉促成軍,在苦寒之地作戰,武器也遠不如日軍,但,湘軍血性仍在。此役後,魏光燾回憶說:“雪天冰地,兵勇喘息未定,適倭寇由遼陽糾股二萬餘眾來撲。餘督兵禦之,血戰競日。餘坐騎凡三易,究以眾寡懸絕,援兵不至,死亡過半,且無精利槍炮,兵少械窳,力不能支,始退駐田莊臺……”
三
周漢之暴得大名,離不開當時湖南的土壤,封閉保守。甲午戰爭之前,湖南一度是中國最排外的省份,當湘軍拯救瞭清朝的同時,也讓湖南人長期處於一種前所未有的地域優越感之中。湖南人的性格本來就固執與頑強,加上地處內陸,與沿海省份相比受國外影響較小,仇洋排外的心理較強,社會風氣趨於保守。美國學者裴士鋒在《湖南人與現代中國》一書中寫道:“在周漢眼中,洋人橫行中國,乃是因為朝廷無能,未能將他們拒於門外；因此,湖南人得團結起來不讓他們入境。”湘軍崛起後,更給瞭湖南人另外一個排外的充足理由:太平軍就是受洋教影響的,湘軍已成功打敗瞭他們,以後也要確保不受任何來自外國的東西侵犯,因此,湖南“以疾惡洋務名於地球”。
魏光燾突圍的時候,日軍處處狙擊,在各街口要道縱火,切斷清軍退路,“我軍肝腦塗地,慘死萬狀”。一直到子夜零時分,魏光燾等才脫離險境,餘部已所剩無幾。來不及突圍的湘軍士兵,全部英勇戰鬥到最後一刻。今人說起甲午戰爭,多言清軍畏縮不前、鬥志全無,並非都是真實歷史,至少,牛莊一役中的湘軍,是英勇無畏的。
夫人如見:
第一個湖南人,叫魏光燾。
▲康有為(左上) 、梁啟超(右上) 、譚嗣同(右下)。
1898年8月,與譚嗣同一起進京的,是本文第三個湖南人:畢永年。
寄上《女學報》及女學堂書各一包,此後如欲看《女學報》,可開出賣報之處,請唐次丞托人去買。唐若不能,可徑托大兄設法在上海購買也,或函托秦生弟更好。我十七八可引見。此上,即頌坤安。
眾所周知,因為袁世凱的告密,計劃破產,變法失敗,六君子遇害,光緒帝被軟禁,康有為梁啟超亡命天涯。畢永年,也逃到瞭日本。
如果要給周漢和他的出版物下一個定義,應該叫作“狂熱地盲目排外”。他在閑居長沙期間,其實一點都沒閑,花瞭大量時間撰寫反對洋人洋教的文字,鼓吹誅殺洋人、驅逐洋教,然後大量印刷,免費散發。他是個讀書人,又長期在軍隊,深諳用俚俗的大白話來迎合底層民眾認知能力之道。他迅速出名瞭。
二
事實上,湘軍牛莊之敗,也刺激瞭譚嗣同,從一個保守派變成一個激進派。他,很快就要震驚中國。
牛莊,湘軍的一個句號。
1894年農歷二月初八,晚上10時許,一身血污的魏光燾在部下拼死掩護下,從牛莊開始突圍。牛莊在今天的遼寧省海城市,遼河下遊以東的一座古老小街鎮。今人說起甲午戰爭,談的更多的是海戰,北洋水師的完敗,但陸上戰鬥同樣慘烈。當李鴻章一手打造的北洋水師在燃燒的大海上折戟沉沙時,他的嫡系淮軍也在從朝鮮到遼東的廣袤大地上潰敗。
郭嵩燾鬱鬱而終,他死後4年,湘軍覆沒於牛莊,湖南人,驚醒瞭。
說起戊戌變法,繞不開一個人:譚嗣同,他是湖南人。湖南,也是中國近現代史無法繞過的一個省份。本文以湖南為觀察點,來寫四個已被時間淡忘的湖南人,時間環環相扣,命運載沉載浮,由此洞見中國變革之不易。
四個湖南人,一段大歷史
戊戌變法失敗後,康有為梁啟超逃亡海外,否認有“圍園殺後”的計劃,袁世凱在《戊戌日記》提到的譚嗣同夜訪法華寺遊說時提過“派湘籍武士百人入袁軍,圍園時的殺後任務由他們完成”,也被說成是出賣者袁世凱的誣蔑,不可信。一直到後來歷史學傢在日本找到畢永年流亡日本時寫的日記,歷史學傢楊天石據此發表過一篇很有影響的文章:《康有為謀圍頤和園捕殺西太後確證》。
2018年,是戊戌變法120周年。
日本人對牛莊之役,有相當詳細的記載,《東京日日新聞》戰地特派記者黑田甲子郎親自目睹瞭牛莊城“路旁扶屍相枕”,酒店門前“築成的屍山之間流出幾條渾濁的血河”之慘狀。日軍死傷慘重,不得不承認“我軍戰頗苦”。
變法,在中國,從來就不容易。魯迅先生當年沉痛說過:“可惜中國太難改變瞭,即使搬動一張桌子,改裝一個火爐,幾乎也要血；而且即使有瞭血,也未必一定能搬動,能改裝。”後人回溯戊戌變法,既扼腕嘆息,又深以為憾。變法者,操之過急,不知道變法是牽一發而動全身,將沖擊既有利益格局,如果缺乏良好的頂層設計與實操方法,不可能成功。
那一支由飽讀詩書的儒生帶領堅韌淳樸的農夫組成的雄師,起於鄉野,苦戰經年,攻克金陵,中原鎮捻,平定西北,收復新疆,興辦洋務,抗擊法軍……他們轉戰瞭大半個中國,四處滅火,曾經讓垂死的清朝,一度有中興的跡象,但這個顢頇帝國的衰敗,是全方位的,就如甲午之敗,是系統性的潰敗。湘軍無法再一次拯救清朝瞭,甚至無法拯救自我。
史載,變法初期,6月16日,康有為在朝房等候光緒召見,碰遇榮祿,談及變法,榮祿說:“法是應該變的,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,怎能在短期內變掉呢?”康有為忿然作答:“殺幾個一品大員,法就可以變瞭。”後人再讀這段話,不禁搖頭無語。其實,康有為策劃的“圍園殺後”,就是基於這一邏輯:去掉最主要的阻礙,變法就能成功瞭。但這些急躁的變法者哪能料到:他們根本無法除掉自己想除掉的人,而一心想除掉的人反過來要除掉他們,卻輕而易舉。
著名歷史學傢唐德剛因此在《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》一文中評價道:“縱使時機發展至法有可變之時,也應分為輕重緩急次第施行。詔書一日數下,朝野莫知所適,也不是個辦法。不幸這位年輕皇帝,顯然感到國亡無日,所以迫不及待。但是他的軍師謀臣,應該有見及此。不幸康某(註:指康有為)木訥執拗,識見不足,而操切浮躁,且有甚於幼主——言念及此,我們不能不說康有為實在隻是一位狗頭軍師。他不能擔當推行政治現代化的天降大任,而開瞭倒車。”
被康有為看中的湖南猛士畢永年,未來得及一展身手,變法已經失敗,緹騎四出,捕殺新黨。畢永年隻得東渡日本,在那裡認識瞭孫中山,加入瞭興中會,從此成為一個堅定的革命派。他策劃瞭多次起義,屢戰屢敗,心情壓抑,再加上勸好朋友唐才常與康有為脫離關系,遭拒絕,一怒之下,萬念俱灰,去寺裡當瞭僧人。他出傢後,史載:孫中山如失左右手,四處尋找他而不得。
四
第四個湖南人,叫李閏。
她是譚嗣同的妻子,18歲嫁給原木餐桌訂做｜原木餐桌訂製他,丈夫就義後,她自號“臾生”,取的是丈夫獄中詩句“忍死須臾待杜根”之意。
李閏很愛自己的丈夫,譚嗣同北上後,她牽腸掛肚,對月焚香,祈求遠行的丈夫順利平安。她在日記中寫道:“如有厄運,信女子李閏情願身代。”
譚嗣同確實是一個偉男子,戊戌變法失敗後,他完全可以脫身,卻留下來從容赴死,他的一段話,至今讀起,仍讓後人熱淚盈眶:“各國變法,無不從流血而成,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,此國之所以不昌。有之,請自嗣同始!”他在走向菜市口刑場的路上,被愚昧的民眾扔菜葉、爛雞蛋,他還忍受著劊子手的折磨,人頭落地時,看客轟然叫好……但他認為自己的死,值得。
他也很愛自己的妻子,兩人雖是包辦婚姻,卻也心靈相通。他給她寫信,開頭都是“夫人如見”,有一封信上,他寫上“視榮華如夢幻,視死辱為常事”,他不害怕“死辱”。這個湖南人堅信,自己的死,值得。
在今天的湖南省博物館,還珍藏有譚嗣同給李閏的一封信札,寫於實木家具工廠｜實木家具工廠宜蘭 其抵達北京準備應召覲見光緒帝之時,此後,他無比忙碌,再也沒有時間從容寫信瞭。這封傢書是這樣的內容:
在鄂連寄數信,嗣於六月十六日起程,本月初五到京,事之忙迫,迨不勝述。
關山遠
魏光燾就在左宗棠麾下,他是邵陽人,出身貧苦,曾經當過廚子,從軍後,屢立戰功。新疆建省後,第一任巡撫為湘軍名將劉錦棠,魏光燾任第一任佈政使(相當於今天的常務副省長),政聲卓著。甲午戰爭爆發,清軍一潰千裡,走投無路的清廷,想起瞭被冷落已久的湘軍。魏光燾此時正在老傢為亡母守制,應詔就地募軍三千人,趕赴遼東戰場——跟當年曾國藩奉旨辦團練時一樣,但魏光燾註定不是第二個曾國藩,時過境遷矣。
復生手草 七月十一日住瀏陽會館
他始終惦記著要讓自己的妻子跟上這個時代,李閏也沒讓他失望,丈夫生前,她帶領傢中的大足仆婦走上街頭,宣傳不纏足的好處,呼應丈夫發起的不纏足運動,她還是中國女學會的倡辦理事。丈夫遇難後,她參與創辦瞭瀏陽第一所女子師范學校,還擔任這個學校的總學監,然後又建立瞭瀏陽第一所育嬰局。史載:瀏陽女子師范學校,是湖南也是中國最早的師范學校之一,不僅為瀏陽女性的培養和教化做出瞭巨大貢獻,更是促進瞭整個社會思想的開放。
1866年初,廣東梅州,太平天國殘軍譚體元部十餘萬人,被湘軍圍殲。至此,因鎮壓太平天國起義而興起的湘軍,完成瞭歷史使命。這支軍隊的締造者曾國藩,是個有大智慧的人,他深知滿清貴族對於一個掌握著龐大軍隊的漢人之忌憚,太平天國沒瞭,湘軍也該解甲歸田瞭。曾國藩大幅裁撤湘軍,有效化解瞭滿人的猜忌。但湘軍又有新的歷史使命,晚清內憂外患,正規軍綠營早已是爛泥扶不上墻,餘下的湘軍,還得繼續為搖搖欲墜的大清帝國,東奔西走,南征北戰。最輝煌的戰績,當然要數左宗棠率湖湘子弟收復新疆失地。
畢永年在1903年因病去世,跟譚嗣同一樣,生命都定格於33歲；周漢死於1911年,他在戊戌變法的1898年因為挑起教案被判終身監禁,他死的這一年,辛亥革命爆發,就在同一年,為拯救危局,清廷啟用魏光燾任湖廣總督,因為當時起義軍,多是湖南人,魏光燾拒絕上任,5年後,他壽終正寢。李閏活到瞭1925年,60歲。六十大壽時,康有為與梁啟超給她合贈“巾幗完人”的匾額。
這四個字,她當之無愧。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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